美术史应该是一门吸引人的学问，美术史论系应该成为美术学院的中枢部门，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被人轻视，首先在于中国文献和中国思想大面积的空缺。美术史家应该通过中国原典同原作的比照，进行对称研究，而20世纪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称的。

　　
　　20世纪的战争和政治运动致使历史研究停顿，销毁和封禁古籍使得美术史研究流于直观和肤浅，很多作者绕开古代文献，想当然地、直观地写史。这样一类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千篇一律的套话，比如形象逼真、栩栩如生、章法严谨、用笔洗练等等。每个朝代的开头都要讲一通政治背景，比如政治腐败、农民起义、政权更迭等等。农民起义对中国美术的发展没有直接意义，实际上，中国古代美术是社会财富过剩的产物。每一次大型农民起义都是对中国美术的摧残，与此相关的研究也是牵强附会。比如韩滉的《五牛图》，本来是标准的帝王文化的产物，依据的是五行学，仅仅由于牛是农耕工具，美术史家就想当然地同农民挂钩，有一部书是这样评论的：“韩滉对人民的苦难有所了解。他的《五牛图》，笔墨简练，形象生动，呈现出一种浑厚朴实的艺术风格。”“对人民的苦难有所了解”，言下之意是对农民有所同情。作者显然没有查阅韩滉事迹，没有查看有关韩滉的笔记。《新唐书》中的韩滉传，只有他结党营私、不顾民众疾苦的事迹。比如有一年暴雨成灾，山西运城盐池一带出现内涝，八成庄稼受灾，盐池出产的食盐味道发苦。分管盐池的韩滉担心皇帝为当地农民减税，揩掉他的油水，便向朝廷谎报灾情，声称盐池仍在生产瑞盐。皇帝鉴于秋天多雨，盐业必定受损，派遣中央官员检查。检查官害怕韩滉报复，伙同韩滉继续欺骗皇帝。韩滉的这类行径，使得史家对他品格的讽刺毫不留情，说他没有飞黄腾达之前，通过自我矫饰以求晋升；一旦得志就暴露本来面目。这是历代弄臣的共同嘴脸。

　　
　　如果“为尊者讳”的陋习在美术史研究中不加以清算，连古代史家都不如，研究的价值何在？缺少了自己的文献，中国美术史不得不借用别人的本钱。把中国古代美术同西方现当代学术思想生硬地拼贴，仍然是当今学院论文的通行作风。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当代美术，却很难分析中国古代美术，因为两者的性质全然不同。用分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美术，永远见不到它的真相。因为制约中国美术的思想主体，也就是农业文明与帝国政治这个基础，千古不变。阴阳二元论、三统论、五行学、易学以及儒、道、佛思想，统统是分科方法和零碎工程的敌人。中国古代美术看重功能而不是看重艺术，不强调个性而是关注类型。类型是常例而个性是特例。研究者不关注中国美术的常例，而用强调个性和独特的现代艺术观去挑选古代美术作品。

　　
　　中国美术史研究是国学的一支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只要研究中国美术史，就无法绕开三千年沿革的历史文献。中国古代文献将近几万种，核心文献上千种。研究国学必须经过充分的阅读。国学界的共识是50岁之前不要谈国学。从总体上看，35岁以上、65岁以下年龄段的中国学者，知识结构已经固定，国学被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学者荒废了。

　　
　　20世纪以来，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，出土的众多文物与文献，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，可是由于中国博物馆条件和制度的落后，大量美术文物至今深藏密室，造成资料封锁。

　　
　　美术史家认清现状不难，难的是改变学术氛围和社会氛围。中国美术史是文科中最难的学问，是学术中的马拉松项目，它不同于美术创作，只要有感觉和个性，就有可能创造杰作。美术史研究需要长期阅读和思考，它不是这个时代的选项。少数有国学积累的学者，到了出成果的年龄就面临退休，退休后的工资锐减，写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。学术著作常常要自费出版，学术研究变成了义务劳动。总之，用毕生精力研究美术史，不是这个时代的选项。美术史撰写、评价、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。由既得利益者操控的学术，只能是维持现状的老生常谈。这使得很多学美术史的研究生，毕业了还没有入门。他们的作风至少还会影响两代人，因而我对美术史研究的前景并不乐观。